1944年,一批匈牙利猶太人抵達奧斯維辛集中營
《安妮日記》作者安妮·弗蘭克,也許是奧斯維辛名氣最大的受害者

有關1963年法蘭克福審判的文件
  今年2月,德國檢察機關展開了一波針對前納粹集中營黨衛軍守衛的“突襲”行動。希望通過司法程序彌補幾十年的不作為,然而結果卻不盡如人意。  
    經過精心運作,2月19日,在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巴伐利亞、黑森和巴登-符騰堡等州,調查人員同時駕駛民用車輛來到數十處民宅,出示搜查令搜捕犯罪嫌疑人。
  這些嫌疑人當然不會抵抗。因為他們當中最年輕的也已經88歲了,最年長的已將近100歲。
  第二天,各地檢察官發出新聞通稿,標題是“正在搜索曾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任職的前黨衛軍成員”。
  現代快報記者 潘文軍 編譯
  1

  失敗的歷史——

  沒能清算納粹罪行
  一石激起千層浪。在二戰結束近70年後,“奧斯維辛”這個名字依然能夠強烈刺激人們的情感。納粹在二戰期間共屠殺了600萬猶太人,其中110萬人就死在這個最大的集中營里,不僅如此,還有成千上萬並非猶太人的波蘭人、蘇聯戰俘、辛特人和羅姆人也在這裡慘遭殺害,受害者幾乎來自所有歐洲國家,大多數人一到這裡就被送進了毒氣室。
  集中營的黨衛軍將受害者的屍骨賣給附近的肥料公司,被焚燒的骨灰則被用在道路建設中,女人的頭髮被紡成紗、加工成氈,那些被拔下的金牙則被熔化,做成金條上交帝國銀行。
  2月19日,德國11個州的警方突擊搜捕30名曾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任職的前黨衛軍成員,搜捕令由位於西南部城市路德維希的“國家納粹罪行調查中央辦公室”發出。
  搜捕名單中包括24男6女,所有人都是低級別的黨衛軍士兵。他們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擔任簿記員、醫務人員、打字員……最多的是守衛。
  儘管他們只是指揮鏈上的底層人物,但對他們指控的重要性並不會因此而受到削弱,他們是納粹謀殺機器的一部分,是數千共犯中的成員。
  公眾註意到,德國司法機構此舉意在洗刷歷史上最恥辱的記錄。
  根據歷史學家安德烈亞斯·埃希穆勒的看法,曾在奧斯維辛任職的黨衛軍成員,有6500人在戰爭中幸存,但只有29人在西德和統一後的德國被定罪,有約20人在東德被定罪。
  德國司法機構的失敗一直被視作德國除大屠殺之外的“第二個罪狀”。這也是德國司法機構組織這次行動的原因。
  警方的突擊已經過去大半年了,但德國檢察官們發現,哪怕要指控其中部分嫌疑人,他們要做的工作也是海量的。幾乎每周都有新的案件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被放棄調查。一些前黨衛軍成員在此期間死亡,還有很多人身體已經虛弱得無法受審,在一個案例中,犯罪嫌疑人已經在戰後由波蘭法院進行了懲處。
  巴登-符騰堡州和梅克倫堡-西波美拉尼亞州被捕的前黨衛軍成員已經回家。作為前黨衛軍軍士休伯特·Z的辯護律師,彼得-邁克爾·蒂斯特爾說德國檢方的行動“太過分了”。
  現在,檢察官能夠繼續追查的案例只剩下8起。有人懷疑,檢方的行為只不過薅掉了納粹歷史的幾根灰白頭髮,唯一的作用是用來宣傳。
  從戰後德國第一任總理阿登納開始,德國對於納粹的清算一直沒能徹底進行。很多納粹成員在戰後都能繼續從事自己戰前的工作,即使在上世紀80年代他們紛紛退休後,也沒有形成一股對他們進行審判的清算潮。
  2

  失衡的民意——

  不少人認同希特勒對猶太人的暴行
  一位美國曆史學家曾說,也許德國的刑罰不適合系統地、大規模地對屠殺行徑進行判決。為了弄清歷史真相,《明鏡》周刊記者查閱了很多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檔案,並且採訪了前黨衛軍成員的辯護律師以及一個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幸存者。《明鏡》周刊記者發現,對於奧斯維辛罪行懲處的努力一直沒有停止,一些政客和法官在不斷阻撓這種努力,而努力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德國關心這件事的人太少了。
  一直以來最有名的案例是集中營指揮官魯道夫·胡斯的案子,他藏身在德國北部弗倫斯堡附近的農場,併在那裡被人發現。據說一隊英國調查人員曾威脅他的妻子海德薇要把她的大兒子交給蘇聯,於是海德薇迅速背叛了丈夫。胡斯最終被判死刑,被吊死在華沙他曾經的官邸前面。
  波蘭對大約700名來自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黨衛軍成員進行了審判,但是判決輕得驚人,很多人只是服刑幾年就被釋放。
  而最初德國法院只會懲罰對其他德國人犯下罪行的德國人,至於德國人對其他國家的人犯下的罪行,不在他們的審理範圍內。
  更有甚者,連戰勝國的民眾也認可希特勒對猶太人的暴行。在1945年美國進行的一次民意調查中,2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贊同希特勒對待猶太人的方式,另有19%的受訪者認為希特勒對待猶太人的政策有些過分,但從根本上他是對的。
  80%的德國檢察官和法官都不願意審判黨衛軍的案子。即使偶爾有一個案子需要審理,法學家們也會發揮巨大的創造力為被告減刑,有失望的研究者進行過統計,那些黨衛軍成員每殺害1個猶太人只需要服刑10分鐘。
  1960年,曾是集中營醫生的前黨衛軍成員約翰·克雷默走出明斯特地區法院,成為自由人。他曾下令殺害生病和疲憊的囚犯,因為他需要器官進行醫學研究。
  但法院裁定他在黨衛軍的共同犯罪中沒有獲取個人利益,他只是國家機器中的一個零件,而不是罪犯。最終他的刑期被從無期改為10年,而他在波蘭早就服完10年的刑期。
  德國人認為大屠殺只是希特勒和他的親信的罪行,其他人都是被迫參與的。如果不是時任總檢察長弗里茨·鮑爾的堅持,可能上世紀60年代在法蘭克福舉行的奧斯維辛集中營罪犯大審判都不會實現。
  鮑爾的調查非常困難,當時絕大多數檢察官都和納粹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鮑爾只有尋求猶太組織的幫助,通過報紙尋找證人。就這樣,在短短幾個月內,鮑爾鎖定了大約600名黨衛軍成員。
  最後,在搜索和媒體雙管齊下的作用下,奧斯維辛集中營最後一任指揮官理查德·貝爾被從藏身之處搜了出來。奧斯維辛集中營黨衛軍屠殺無辜猶太人的程序也得以曝光。
  3

  失望的現實——

  能被定罪者越來越少
  1963年12月20日,在法蘭克福的羅馬廣場,德國進行了戰後歷史上最重要的對納粹的審判,20000人現場見證了這次審判,超過350名證人到場作證。人們終於瞭解到事實真相。
  但是此後幾十年,調查人員和檢察官經常受到死亡威脅,鮑爾為此被賦予佩槍的權力,他的司機同時擔任他的保鏢。
  鮑爾的努力令人敬佩,但德國社會卻對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前黨衛軍成員展現出了令人憤怒的寬容。在成千上萬曾在集中營作惡的黨衛軍成員中,受到審判的只是一小部分。
  而時間則成了那些黨衛軍老兵的最好朋友。1976年,一起謀殺400名匈牙利兒童的案件被迫結案,原因是關鍵證人的身體狀況已經不適合出庭作證。
  今年2月,路德維希的“國家納粹罪行調查中央辦公室”決定重啟對奧斯維辛集中營納粹罪行的調查,研究者記得鮑爾編製的奧斯維辛黨衛軍名單中有數萬人。
  檢察官首先排除了1912年以前出生的人,因為他們很可能已經不在人世了。然後再在剩餘的人中進行排查,根據養老保險基金的資料,最終確定了30人的名字和地址。
  其中一個是赫爾曼·G,他曾是奧斯維辛集中營指揮官辦公室電訊科的秘書,專門負責把屠殺猶太人的消息傳到柏林。另一個是雅各布·W,他在奧斯維辛當了兩年半的守衛,他的崗位主要在瞭望塔上。他們後來分別成了建築師和公務員,從沒有為自己的行為感到過內疚。
  按照法律精神,所有被告年事已高,應酌情免於起訴,而更具諷刺意味的是,他們的罪行都發生在70多年前,那時有些被告還未成年。難道還要用青少年法律對那些曾經的黨衛軍成員進行審判嗎?
  89歲的以斯帖·貝哈拉諾當年被送到集中營時還是個年輕女子,她能活下來是因為自己的音樂才能,黨衛軍需要她參加集中營所謂的女子樂團。
  如今住在漢堡一套小公寓里的貝哈拉諾說:“這些人必須受到懲罰,哪怕是象徵性的。他們必須被定罪,不管定什麼罪。即使他們本人沒有任何不當行為,但他們都參加了那項集體罪行。”
  業內人士說,如果赫爾曼和雅各布被定罪,那麼曾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任職的黨衛軍成員被判有罪的比例將達到新高——0.48%。
(原標題:奧斯維辛黨衛軍為何逍遙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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